敢有歌吟 動地哀

火星試驗室2021-11-20 08:43:34

性若赤子,直言不諱,孤獨疏狂,苦難在他身上留下痕跡。王西麟的音樂宛如其人。作為當代中國“迄今最重要的作曲家”,他的音樂語言并不優美,但充盈著歷史賦予的悲愴和厚重。他的創作,是感情真誠與技術創新的結合,更是對苦難本身的超越:站在人性的角度,對20世紀中國人的多舛命運,做出哲學意義上的反思。

本刊記者| 季天琴

圖| 尹夕遠


晚上八點半不到,王西麟不停地看時間。正聊到他的《第三交響曲》——樂迷們譽其為中國的安魂曲,王西麟果斷中止了談話:“不能再聊了,否則我晚上又要做噩夢。”


王西麟今年78歲,作息時間更像年輕人,晚上十一二點還活躍在微信朋友圈上。他解釋,早早結束談話是為了平復心情,至今他偶爾還會在噩夢中慘叫。


夢中的慘叫斷斷續續持續了50年。1964年春,王西麟被下放到山西大同,正值“四清”運動期間,山西大學學生組成工作組下鄉,他認識了一位外語系女孩,對方對他很好,但一聽說他家庭有問題,立即與他劃清了界限。王西麟由此深受刺激。兩年后,他被送進精神病療養院。


王西麟的莫逆之交梁和平告訴《博客天下》,王西麟曾長久保存著療養院的診斷書,簽字醫生叫鐘學才。診斷書上說他“精神不安定,經常夜夢中大喊大叫”。


王西麟把《第三交響曲》的第三樂章命名為《瘋子的歌》,亦是一種自嘲。第三樂章設計了一個由中音長笛奏出的主題,氣息綿延、色調哀婉,音樂在弦樂群的高位泛音上短促滑奏,發出與抽泣相近的音響,接著大提琴的低音區陳述,宛如歷史老人的蒼涼悲嘆。


王西麟的眼淚掛在臉上,他對此似乎毫無察覺,也顧不上擦:“我的音樂寫的全是我的苦。”


王西麟被波蘭音樂大師潘德列斯基譽為當代中國“迄今最重要的作曲家”。經歷“文革”劫難大器晚成的他,在1981年45歲時,才以《云南音詩》一曲成名,由此打開在國內音樂界的廣闊空間。他共創作了8部交響曲,另有鋼琴協奏曲、小提琴協奏曲、交響合唱等不同體裁的音樂作品50多部,三次獲得文化部頒發的音樂作品一等獎。


2007年,德國音樂百科大辭典《音樂的歷史與現狀》(簡稱MGG)將王西麟收錄進世界著名作曲家條目。


王西麟的音樂,關注的主題全是歷史和命運。他甚至認為,自己是個代筆人,替無法開口說話者寫出他們的悲苦。他的姐姐王慶鳳80多歲,現住蘭州,每天疑神疑鬼,說家中有一個鬼,就在廁所里。“我們家是好人!鬼對我們家的歷史清楚得很!”她每夜都在和鬼辯論,又趕到派出所,要求警察抓鬼。


王西麟說,這個病叫“傷害性聽覺癔癥”。


他還有位學醫的哥哥,父親早逝帶來的刺激以及個人愛情失敗導致他神經衰弱,大二時只好休學。年復一年困在家中的孤獨哥哥,最后被送入精神病療養院,1960年與1961年餓死于院中。


困苦孤獨也困擾王西麟一生。即便如今聲名鵲起,他還是會站在家中窄小的客廳里反復感慨:“我真的很孤獨啊!”


年紀本身帶來了傷感和孤獨。在一幢老公寓樓的四樓家中,他大口往嘴里灌著自制的蜂蜜檸檬水,強調自己還保持著年輕的藝術進取心,又不時自憐:“留給我的時間還有多少呢?生命到最后都是軟弱的!”


更大程度上,他的孤獨來自時代和際遇。交響樂在中國并未被廣泛接受和理解。王西麟從家中翻出一本發黃的《第三次浪潮》,著者為美國作家托夫勒。上世紀80年代在街頭淘到的這本二手書,帶給他的心靈沖擊至今延綿不絕。他由此悟出交響樂和自己一度遭遇困境的根源:鋼琴、交響樂都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,依舊處在農業文明時代的中國,并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來欣賞音樂形式上的變化。


1120日,王西麟在家中邊彈琴示范,邊解說他的《第三交響曲》和《第四交響曲》。


悲劇性審美


王西麟吃稀飯饅頭,就紅酒,還有一大罐醋泡大蒜。他唯一的女兒在德國,鐘點工阿姨每天給他做一頓飯,每周一三五中午來,二四六晚上來,當頓吃新鮮的,隔頓就吃剩的。11月14日周五晚,他的心思不在吃上,而是沉浸在崔健的《受傷的蒼鷹》。


這首歌現在鮮有人提,更少人知道作曲者是王西麟。1986年在王西麟家里,他和崔健等人琢磨了一天,完成了這首歌的創作。


飯桌上,王西麟低沉渾厚的歌聲蓋住了唱盤里的崔健:有一只受傷的蒼鷹/它穿過山谷,穿過云層/陣陣狂風蹂躪著它的雙翅/陣陣沙粒撲打著它的眼睛/那蒼鷹吃力地嘶叫,回蕩在天空/它的淚水依然干涸/它的鮮血卻無法凝固……


這首歌是當年熱播電視劇《西熱圖的傳說》主題曲,電視劇講述了一對熾烈相愛的戀人,她成了人家的新娘,他飽受胯下之辱。王西麟邊唱邊說:“這首歌唱的是我!是我!都是我對愛情的苦!”


1982年,王西麟回到上海參加音樂節,見到了分別19年的女朋友,兩人抱頭痛哭。對方已經結婚生子,王西麟也有了妻女。他們認識時,王西麟25歲,即將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;對方19歲,彈鋼琴,想考上音,請王輔導。兩人相戀,但王西麟的政治命運影響了這段戀情。


是蹉跎的青春,曾經荒廢的業務,還是錯失的愛情?當被問及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時,王西麟毫不猶豫地稱,是愛情。


結合他的言行舉止,這個答案多少有點讓人驚訝。王西麟的國字臉棱角分明,憂憤的眉頭緊蹙,大個子,大嗓門,喜怒無常,脾氣上來時狂叫怒罵,聲震屋瓦。這種行事做派往往會令人忽視他作為藝術家對審美的要求,以及內心的脆弱和敏感。


他和音樂結緣,也緣于審美上的敏感。1949年,王西麟就讀的甘肅平涼中學傳達室來了兩名解放軍,一拉提琴一拉手風琴,以此招攬學生。其中一人叫梁繼承,曾任某地方軍區政委,2006年王西麟回蘭州還探望過他。梁政委回憶,那時他問王西麟家在哪,王稱“在大山的后面”。這是詩的語言啊!兩人發現這是個苗子,于是把他招進了部隊文工團。


王西麟于13歲參軍,初衷是為母親減輕負擔。


他出身于一個國民黨軍官家庭,父親王緘三據說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,1944年左右曾任陜西省保安處處長。王西麟幼時見過父親穿黃呢軍裝、扎武裝帶、挎手槍和佩劍的神氣大照,記得他深夜跟人打麻將,也有一次見到他躺在里屋炕上抽鴉片。


然而,王緘三官運不濟。日本戰敗投降的1945年,王緘三舉家流落至甘肅平涼。此時,王家還有余力送兒子入教會學校“晨會小學”就讀。在那兒,王西麟完成了音樂開蒙,學會了彈風琴、識五線譜,還見識了外國牧師彈鋼琴、拉小提琴、拉手風琴、唱贊美詩。


三年后,王緘三客死平涼,王家頓時淪為城市貧民。


在十一師文工團,王西麟很快學會拉二胡與手風琴。1954年,他被選入師軍樂隊,又學會吹奏銅管樂器。在次年西北軍區文藝匯演中,王西麟長號獨奏蘇聯音樂《秋葉》,獲得了獨奏一等獎。


他的音樂天賦很快顯現了出來。加入師軍樂隊的第二年,他成為十一師選派入京就讀中央軍委軍樂指揮專科學校的唯一人選。這是他命運轉折的關鍵點。在軍樂學校,他開始學習古典音樂,第一次聽到了貝多芬、格林卡、柴可夫斯基。


年輕時王西麟就喜歡悲劇性作品,對柴可夫斯基的《曼弗雷德交響曲》印象深刻。這部交響曲取材于英國詩人拜倫的《曼弗雷德》,主人公曼弗雷德慌亂不安的憂郁情緒、懷念戀人的憂愁、內心的種種矛盾沖突,都以磅礴的氣勢體現出來。十幾歲的王西麟聽哭了。他還喜歡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鵝湖》,主題也是命運。這些幫助王西麟建立了審美標準。


王西麟極其癡迷于音樂。有次政治學習,聽到外面廣播貝多芬《第五交響曲》有力的小號主題,他一下沖了出去,同學連忙叫他:“回來!回來!”


王西麟的國字臉棱角分明,憂憤的眉頭緊蹙,脾氣上來時狂叫怒罵,聲震屋瓦。這種行事做派往往會令人忽視他內心的脆弱和敏感。


鋼琴和命運


11月12日下午,王西麟拖著一雙“退行性勞損”的腿,到中央音樂學院聽鋼琴作品研討會,演奏者是旅德鋼琴家謝亞鷗與其妹謝亞雙子。現場聽講座的都是年輕學生,唯獨他是耄耋老人。


王西麟說,必須要知道國際上音樂前行到了什么地方。為此,他每天都會拿著發黃的《新概念英語》,跟著錄音機學英語。他還數次引用貝多芬的話自勉:“必須奮斗,王西麟強烈主張個人奮斗!”


他正聯絡謝亞鷗演奏他的《鋼琴協奏曲》。2010年,王西麟應邀為瑞士文化風景線藝術節創作“鋼協”,首演是另一位鋼琴家陳薩。


陳薩回憶,她拿到曲譜時非常吃驚,在第一樂章,鋼琴和樂隊之間就呈現出宏大的抗爭性,不像她彈過的任何一部鋼琴協奏曲。二人見面后,王西麟向她講述了創作這部作品的所想所感,還聲淚俱下地唱了幾段山西梆子。陳薩茅塞頓開,“我意識到這個作品偉大的悲劇性。”


在京戲《野豬林》里,林沖被高太尉陷害,“八十棍打得我沖天憤恨!”王西麟從地方戲中尋找音樂語言。秦腔和山西梆子的苦戲,描繪的都是賢良遭陷害的故事,唱腔悲愴。這讓王西麟想到,這是人類兩種命運的對抗。


在“鋼協”的第一樂章,王西麟用樂隊和鋼琴之間的抗爭,象征命運的對抗。樂隊聽起來是恐嚇、威懾;鋼琴則象征著另外一種命運,意味著出身、教養和品位,也曾被視為應被拋棄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。這就像王西麟的過去。


在北京,王西麟牢騷滿腹,認為課堂學到的東西太少。領導對他“批判從嚴,處理從寬”,批評了他,又把他調往軍樂學校在上海的“教師預備學校”學習,那里業務水平更高。


原上海交響樂團總指揮陸洪恩,是王西麟在上海軍樂學校時的鋼琴老師。“文革”開始時以“反動言論”被捕的陸洪恩,在1968年4月被當作“現行反革命分子”公開槍決,臨別遺言是希望有人替他去貝多芬的墓地獻花。


王西麟還見過顧圣嬰,那時顧已在多個國際大賽上獲獎。1969年,顧圣嬰和母親、弟弟開煤氣一起自殺。《中國鋼琴詩人顧圣嬰》這本書,如今醒目地躺在王西麟的書架上。


王西麟的《鋼琴協奏曲》是獻給陸洪恩的。他還想再寫一部鋼琴協奏曲,獻給顧圣嬰。


“鋼協”被王西麟的朋友殷力欣視為他最好的作品:“老王的作品經常讓人聽得死去活來,看不到希望,但這里不一樣,悲愴、糾結之后,你能聽到夢幻和徜徉,感覺他進入了無我之境,回到了生命的原點。”


王西麟自夸起來也毫不謙虛。“光明就在不朽的生命里”,他說別人夸他的“鋼協”終曲是“活佛死后的舍利子”。


1957年,王西麟憑一首自創的《青年戰士》考入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時, 還沒這份業務自信。上音的小圈子把洋派人家當做好出身,王西麟看到少男少女們鋼琴彈得那么棒,很是自卑,只好聽《曼弗雷德交響曲》暗自流淚。


在上音,王西麟前兩年是政治積極分子,在下鄉勞動、挑糞積肥、大煉鋼鐵中表現突出,但老教授們都害怕作曲系這位穿黃軍衣的大個子。“我老說資產階級專家這不好那不好。”王西麟說。


這個粗人心里還是藏著藝術夢。學校留了幾個尖子不下鄉,在國際上拿了大獎,王西麟自慚形穢。


他還喜歡上鋼琴系一位姑娘,表白后被人當頭一棒打了回來。現在說起這位姑娘,王西麟仍是一臉的受傷——被拒當晚,他在襄陽公園淋了一夜雨。“沒有業務,誰都看不起你!”他憤憤地說。此后姐姐被打成“右派”,失去政治依靠的王西麟開始埋頭于業務,又注意起儀表,買了條呢子褲。


王西麟的書桌上攤著他正在創作的作品。


王西麟位于一幢老公寓樓四樓的家中,靠墻書柜里整齊擺放著樂譜和CD。早期王西麟只是學習肖斯塔科維奇的技巧,后來則是思想上的共鳴。


“成名成家”和交響樂


早在上音的最后兩年,王西麟就想寫俄羅斯式的、肖斯塔科維奇式的交響樂,寫史詩般的、悲劇性的音樂氛圍。那時他已不再是剛入學的愣小伙,業務拔尖,人稱“王交響”。


王西麟至今保留著當年的筆記。大四時,他開始解剖貝多芬、舒曼、肖斯塔科維奇等人的作品,這才真正進入音樂王國。在 1963年購得的肖斯塔科維奇《列寧格勒交響曲》總譜上,他做的筆記有這么一句:寫盡了苦難。


在上音五年,王西麟完成了《第一交響曲》的第一樂章,以此為畢業作品,但畢業鑒定差點不過關,同學認為“動搖了走紅專道路的決心……”但王西麟這時滿腦子都是“成名成家”的念頭。


1962年從上音畢業后,王西麟被分配至中央廣播交響樂團。在次年開始的“給領導干部下樓洗澡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,他被動員發言。王西麟在會上批評了樂團“民族化、群眾化、廣播電視化”方針,說應該搞交響樂,“毛主席強調要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,群眾聽不懂交響樂怎么叫先進文化?”


從小到大沒有大人管王西麟,如今又少了部隊大同志的敲打,王西麟的出事,也便成了意料中事。1964年,他被開除共青團團籍,下放山西大同。


在下放前,王西麟完成了《云南音詩》的創作。1964年2月春節放假,王西麟從斗爭中稍稍喘了口氣,但還是做噩夢。配器創作讓他慢慢獲得了平靜,寫出了終曲《火把節》中燦爛歡騰的場面。


《火把節》是王西麟迄今流傳最廣的作品。這部作品從完成到1978年首演、1981年獲得國家首屆交響樂作品一等獎,經歷了漫長歲月。人們因此誤認他是擅長民俗創作的作曲家,這導致在很長時間里,王西麟都不愿提起這部作品。


1964年,在大同雁北專區文工團,王西麟拼命工作,幻想改造好以后再回北京搞交響樂,技術上看不上的他都干了,還演話劇、當群眾演員、跑龍套。即便如此,在后臺燈光下,他還在做復調習題。


女朋友談不成,什么都沒有,王西麟不知道哪年有結果。他開始每晚大叫、磨牙,住進了精神病療養院,每天吃巴氏溴劑幫助恢復神經,但毫無療效。半年后“文革”爆發,王西麟再被揪斗,沒時間煩惱的他反而因禍得福,晚上睡得著了。


被拉到鄉下一個村接一個村地批斗時,王西麟感覺自己是俄國的十二月黨人。那時他就想寫一部交響曲,可當時沒有技術。


就在他走投無路時,晉東南歌舞團帶著軍區司令員的介紹信來調他。當地要搞樣板戲,聽聞他是位能看總譜的能人。


在長治,王西麟成了業務權威。他又能回上海、北京看樣板戲。領導保護著他,但摘帽平反仍然離他相當遙遠。冬天農閑時王西麟跟著縣劇團跑臺口,到村里演戲。演戲時王西麟穿著破大衣走到山包上,遠處戲臺子的汽燈被風一吹就像鬼火,演的又都是《四郎探母》這些苦戲,王西麟覺得自己像個孤魂野鬼,飄來飄去。


“何時才有我的出頭之日,何年才能搞我的交響樂啊?”他悲從中來。


1974年,38歲的王西麟放棄了離開山西的想法,在長治結了婚。妻子是團里芭蕾舞演員,上海“小資產階級”出身,曾在少年宮學過芭蕾。婚后王西麟和妻子說不到一塊,每天吵,他嫌人家趣味“俗”。


丑也是美


1977年底,王西麟被調到北京歌舞團。著名指揮家李德倫想方設法把他調回,之后他把妻女也都帶了回來。當時北京戶口難于登天,回京幾十年,王西麟還時常做回不來的夢。


已屆中年,王西麟的美學觀念也發生了變化,不再是26歲寫出《云南音詩》的熱烈青年。他認為丑也是美,第一是真實,第二才是美不美,“哭相是不美的,但真實感人。”


羅丹的《老娼婦》雕像干癟、乳房下垂,慘不忍睹,但在王西麟看來,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,記錄了一部人類社會的歷史,非常殘酷,但非常真實。


王西麟身上也有類似的烙印。1979年,音樂家協會在成都開會,跟王西麟同屋的還有作曲家陳鋼、王酩等人。陳鋼回憶,半夜忽聞“大王”格格作響的咬牙切齒聲與陣陣鼾聲,還突然冒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,第二天他就卷席而逃。


這次會議是“文革”后“音協”第一次全國創作會議。王西麟發言稱:“沒有技術寸步難行,從前光講究思想錯了。”這一年他創作了獻給周恩來的《第二交響曲》,寫得很不成功,后來只保留了以葬禮為主題的第一樂章,王西麟意識到,技術完全不夠用。


進入80年代,一個嶄新的審美王國和技術王國在王西麟面前打開。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祭》、巴托克《小宇宙》、保爾·亨德米克的木管五重奏,過去都沒聽過,王西麟覺得白活了。


1982年,他自學了勛伯格的十二音技巧。在當年創作的交響組曲《太行山印象》的《古墓》一章中,他用高亢激越的上黨梆子和婦女清明哭墳時的哭腔作為主題素材,并以嚴格的十二音序列手法作為背景,銅管和弦猶如墓穴,把音樂的悲劇性推向頂點。


指揮家卞祖善回憶,1983年,《太行山印象》在華北音樂節上首演,樂曲終了,掌聲雷鳴,王西麟走上舞臺時頗有些喜形于色。


美國作曲家喬治·克拉姆在1985年聆聽了王西麟的《動》、《吟》兩首交響音詩后,評價其“技巧熟練,作品有蘇聯作曲家的影響”。這位蘇聯作曲家就是肖斯塔科維奇。如果說早期王西麟只是學習肖氏的技巧,此時則是思想上的共鳴。1982年,王西麟讀到肖氏自傳《見證》,為其中的人道主義精神深深震動。


現在的王西麟回看上世紀80年代的照片,覺得盡管那時已年過四十,自己還是個小伙子。1982年,他在上海和老戀人接上了頭,兩人經常在復興公園點一杯茶,坐一下午,但時過境遷,什么都不能挽回。女兒成為他新的寄托。


在梁和平看來,王西麟是個藝術心性開放的人。梁是原中央樂團獨唱獨奏成員,也曾是崔健樂隊的鍵盤手,梁記得,自己當時搞即興演奏,樂團的人都說是噪音,王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。


凡人有過的欲望,王西麟都有過。梁和平回憶,王西麟每當說起那些業務不如他的人當了官,都憤憤不平,但慢慢就心涼了。


“大家都知道為什么,人家是搞政治的,但老王似乎天真得不自知,”梁和平告訴《博客天下》,“他心里有一部分不愿意長大。”


聲名和天命


在上世紀80年代,憋了十幾年的王西麟天天都想寫交響樂。那時譚盾、郭文景、瞿小松很吃香,王西麟羨慕他們的先鋒技術,但深知這不是自己要搞的東西,“我認為歷史呼喚的是我王西麟搞出來的聲音。”


1987年,王西麟讀到了索爾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島》。12年前,在晉東南歌舞團9英寸的黑白電視上,王西麟就曾看到索氏被驅逐出蘇聯的畫面。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上困苦勞作的囚徒,直接啟發了王西麟的《第三交響曲》。


他到處搜集表現人類悲劇的作品,找到了波蘭音樂家潘德列斯基的《為廣島殉難者而做的哀歌》、《路加受難曲》,以及潘氏作品中專門紀念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章節。他還學習了喬治·克拉姆的《大宇宙》,里面有“邪乎”的旋轉天梯。


潘氏的《廣島》里沒有音高,全是音色,是音塊技術,記號全變了。王西麟一一查出英文,學完這部1959年的作品,才自感真正進入了現代音樂領域。


1990年,王西麟寫完了《第三交響曲》。此前中國還沒人寫過超過一小時的交響曲,他寫了整整一年。


殷力欣覺得,在審美追求上,《第三交響曲》不讓肖斯塔科維奇的《第一大提琴協奏曲》專美于前。1991年在《藝術評論》雜志上,還在文化部任職的殷力欣提筆寫道:


“同樣是非常狀態下知識分子的內心獨白,同樣表現現代生活中情緒的躁動、高壓政治下的苦悶,以及其間若隱若現閃爍著的理想之光……在王西麟那里,苦悶的主題是如此強烈,以致理想之光幾乎完全被壓抑殆盡。”


看到這篇評論后,王西麟把殷引為知己,主動要求結交。


在完成《第三交響曲》近十年后,王西麟才創作出《第四交響曲》(1999年)。兩部作品同一主題,但后者技術更完備。


“打你、罵你、嘲笑你――呼呼!圓號吼吼――小號咣咣!我想用藝術語言表現這種丑惡、殘酷的感覺!這樣的內容,我在《第三交響曲》中沒有完成。在喧囂之后,主旋律出現了,在漩渦里面,苦難的靈魂經受煎熬……”王西麟彈琴示范。


兩部交響曲聽起來都非常壓抑,不舒服、不優美,而這正體現了王西麟的美學理念。


生活中的王西麟和音樂中的他是同一個人。他性若赤子,直率近若粗狂。他會以著名音樂家對他的評價為佐證,猛夸自己。11月20日,他一字一句朗讀作曲家朱踐耳給他的信,信里稱贊他的《第一交響曲》的“最大意義是無標題的創作思維,超越了當時的歷史時代”。


梁和平稱,凡有王西麟在場,他幾乎都是主角,別人插不上話。從有家用DV開始,梁和平就喜歡用影像記錄,出現在他鏡頭中的有朱厚澤、李慎之,還有王西麟等人。他數次看見王西麟劈頭蓋臉地沖撞那些他看不上的人,人家也躲著他,但王還在創作還在獲獎,那些人不得不上臺給他頒獎。


2001年,波蘭音樂大師潘德列斯基推薦王西麟的《第四交響曲》參加美國格萊沃梅爾評獎,并稱“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,它的音樂基礎是歐洲的先鋒派技術和美學……他保持了自己獨特的語言,從而截然相反于他所在國家的主流樂風。”


“很多人在生活中和作品中是分裂的,但王西麟在生活和音樂中都很真實。”梁和平說。


個性極強,富有批判精神,在這一方面王西麟很像他的文學偶像魯迅。2001年,他為魯迅誕辰120周年創作了《第五交響曲》。事實上,早在上世紀60年代,下放到大同的王西麟就在思考:如果魯迅活著會怎樣?


王西麟的音樂和聲名并不對稱。他的莫逆之交蘇立華認為,王西麟是因為人和音樂被誤解而導致被孤立。殷力欣則告訴《博客天下》,王西麟有天分、勤奮,還有才能,但迄今缺天命,“他的孤獨,阻礙了他和人的進一步交流。”


王本人認為,自己的音樂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回望歷史。他的《第六交響曲》應北京交響樂團委約,為2008年北京奧運所作。他把這部作品命名為《生命之歌》。


不惜歌者苦,但傷知音稀。王西麟創作時嘔心瀝血,但又不得不放低演出要求。2013年,山西交響樂團演奏他的新作《黃河壁畫》,殷力欣去現場聽了,“演奏水平不好,聽眾水平也不好,只好演奏一段,王西麟解釋一下創作思想,再接著演。”


不過,即便如何孤獨,王西麟可謂后繼有人。女兒王穎從小在父親枯燥的音樂訓練中長大,又畢業于他的母校上音,不僅是父親的知音,更是校友。爾后她遠赴德國,在科隆音樂學院獲作曲博士文憑,也把中國傳統曲風帶進了西方。2012年,王穎成為唯一獲得“布蘭登堡”獎的中國女作曲家。


王西麟希望自己的創造力和生命力隨時保持更新。凌晨在家中,78歲的王西麟只影相伴,喝著紅酒感慨:青春的不安的心,即使空虛無果,也是激動的。


(本刊記者何楯之對此文亦有貢獻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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