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密:毛澤東身后的“一號工程”

在線觀察2020-11-19 15:41:51



檔案:毛澤東身后的“一號工程”

揭秘毛澤東遺體保存過程與現狀

摘自:曹宏 著 《天安門往事追蹤報告》
?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?

閱讀提示:“四人幫”這時卻躲開了。他們有意不參與這件事情,就是存心找茬:如果決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遺體,“四人幫”就會將它作為指責中央和華國鋒的一條罪狀;但保存遺體的技術要求很高,難度很大,如果要保留,一旦遺體出現了意外的情況,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條罪狀。四人幫居心險惡,因為這件事,華國鋒還曾同江青吵過。由于江青搗亂,會議進行得很不順利,一直開到凌晨五點多鐘才結束。

保存毛澤東遺體的前前后后也充滿了斗爭和風波

1976年9月8日晚,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,西薩摩亞國家元首馬列托亞·塔努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這里舉行答謝宴會。急促的電話鈴聲傳來毛主席病危的消息。華國鋒匆匆講完話,沒等宴會結束,便向外賓告別,迅速趕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“202”。


【注】1966年8月毛澤東從豐澤園菊香書屋紫云軒搬到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后,中央辦公廳的領導覺得,游泳池的設施陳舊簡陋,不宜主席長住,于是,在中南海按照主席的生活習慣建造了一棟平房式別墅,稱202室。據說,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多次請毛主席搬到202室住,他都沒有同意。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53.8秒,我國河北省冀東地區的唐山、豐南一帶,發生7.8級強烈地震,天津、北京市也有較強震感,此后,為避震,毛澤東于1976年7月31日上午,搬進了中南海202新宅,老人家只住了四十天就去世了。


華國鋒急速走進“202”臥室,此時毛澤東已處于最后的彌留狀態。華國鋒隨后一直陪伴在毛澤東身邊,觀察著醫學專家們的積極搶救,直至看到毛澤東停止了呼吸,心電圖顯示成一條直線。


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,毛澤東主席溘然長逝。凌晨二時許,中央政治局在“202”的會議室召開緊急會議。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主持會議,緊急磋商三個問題:

(1)主席的后事;

(2)主席遺體如何處理;

(3)是否邀請外國代表團來京吊唁。


張玉鳳攙扶江青悼念毛澤東

而江青在會上大哭大鬧,說毛主席是被鄧小平氣死的,要求政治局繼續批鄧并立即作出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決定,姚文元也跟著起哄。江青鬧得很厲害,致使會議沒法繼續討論議題了。后經大多數政治局同志的抵制,一致認為治喪問題是當務之急,會議才沒有討論江青提出的問題。


排除干擾后,會議接著研究如何解決毛主席的遺體保留問題。而“四人幫”這時卻躲開了。他們有意不參與這件事情,就是存心找茬:如果決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遺體,“四人幫”就會將它作為指責中央和華國鋒的一條罪狀;但保存遺體的技術要求很高,難度很大,如果要保留,一旦遺體出現了意外的情況,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條罪狀。“四人幫”居心險惡,因為這件事,華國鋒還曾同江青吵過。由于江青搗亂,會議進行得很不順利,一直開到凌晨五點多鐘才結束。


毛澤東主席作為中國共產黨、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領導人,在全國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。政治局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一周的遺體告別活動,以便讓盡可能多的人民群眾以及各界代表,向最景仰的偉大領袖作最后的告別。鑒于毛主席遺體告別活動時間較長,一般的冷凍措施無法確保遺體的完好,更主要的是為了長期保存毛澤東遺體,必須立即對遺體進行一些特殊的處理。


這個突如其來的特殊任務,馬上下達到衛生部。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接到任務后,立刻趕到中國醫學科學院進行落實。


對于毛澤東的逝世,劉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。此時,曾長期與江青有密切關系的她感到腦子發木,對于此后的中國政局根本顧不得想,只想著立刻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。


劉湘屏來到中國醫學科學院后,同院黨委書記楊純商量后,決定派醫科院基礎醫學組(原中國醫科大學)的黨支部書記、形態學教研室(現解剖和組織胚胎學教研室)第一副主任徐靜,去執行這項特殊的任務。


劉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的妻子。謝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的政治委員,解放后授上將軍銜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卻投靠了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團,并利用其公安部長的職權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跡,成為“四人幫”的主要幫兇之一。

1976年9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張春橋、王洪文、江青、華國鋒、毛遠新、姚文元、陳錫聯、汪東興在毛澤東遺體告別儀式上


1972年謝富治病逝后,骨灰被安置在八寶山第一紀念堂的顯著位置。“文革”結束后,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。1980年10月,中共中央決定開除謝富治的黨籍,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寶山。正是由于謝富治在“文革”初期的顯赫地位,劉湘屏才得以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。


1976年9月9日凌晨二時,衛生部值班室秘書江煥波同志,火速驅車趕往西城的百萬莊去找徐靜。


徐靜,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。大學所學專業為組織胚胎學,1956年赴蘇留學。在蘇學習期間,二十六歲的徐靜以科學上的驚人發現,推翻了“成年高等脊椎動物腦神經細胞不能分裂和再生”這一世界醫學界公認了一百多年的結論,從而轟動了蘇聯學術界,并獲副博士學位。回國后一直從事組織胚胎學教學與科研工作,可以說,她的大半生時光都是在顯微鏡下度過的。


此時正值唐山大地震后,為了安全,北京市的不少人家還都住在樓間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。江煥波和司機在百萬莊一帶,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兩個多小時,直至凌晨四時才找到徐靜的住處。但由于他們彼此都不認識,江煥波又不能把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和盤托出,只好小心地問道:“是徐靜同志嗎?我是衛生部的江秘書。”徐靜點點頭。


“請跟找走,部里叫你去一趟,有緊急任務。”江煥波急促地說道。

徐靜沒敢多問,只說了聲“你稍等一會兒”,隨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聲,便登上江煥波的車,消失在夜幕中。


車速很快,在無人的馬路上飛奔,向東單方向駛去。在車上,徐靜努力猜想著可能接受的種種任務,但尚未來得及得出答案,車已經駛進了中國醫學科學院大門。


這時,天剛蒙蒙亮,只見劉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轉。當見到姍姍來遲的徐靜后,她劈頭就對楊純說:“你們醫科院真成問題,一個基層教研室的主任、黨支部書記,家中竟然不給安個電話?”徐靜聽后,只感到好笑:這位部長也真是夠官僚的!別說裝電話,有個窩住就算不錯了!的確,在那個年代,知識分子都是“臭老九”,根本談不上什么待遇。


時間急迫,劉湘屏拉起徐靜,換上自己的車,立即向西駛去。車子緩緩駛入中南海的北門,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(徐靜后來才知道,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處,對外代號“202”室)。徐靜緊隨大步疾行的劉湘屏,走進了里面一個不算大的房間。


他們剛進屋,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就進來了,語調低沉地問道:“你是徐靜同志吧?”


徐靜答道:“我是。”


汪東興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,沉默了一分鐘沒有說話。此時,徐靜感到屋里的空氣幾乎凝固了。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,但又不敢往那想。


終于,汪東興說話了:“我告訴大家一個不幸的消息,偉大領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,現在消息還沒有公布。”


聽到這里,徐靜腦子頓時一片空白。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。


“召集你們來這里來,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遺體的保護問題。”汪東興說,“這是一個事關重大的頭等大事。當年,印度總理尼赫魯死后就想保存遺體,可因沒及時采取防腐措施,遺體腐變,最后只好燒了。”

汪東興站起來,走到徐靜面前,目光里充滿信任與期望:“我們大家都很清楚,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。萬一主席的遺體出點差錯,我們就無法向黨和人民交代,無法向子孫后代交代。你們要以最快的時間拿出方案,報中央政治局。”


說完,汪東興望著徐靜,又問道:“你有什么要求嗎?”


徐靜理了理自己的短發,努力使心情平靜下來。她思索一會兒,提出三個要求:第一,需要回院和同行專家們共同研究方案;第二,要先看看毛主席遺體情況;第三,需要一點時間準備必要的器械、藥品。

這三條都得到汪東興的首肯:“完全可以,有什么問題及時向我匯報。”隨即帶領劉湘屏和徐靜走進毛澤東臥室。


室內光線很暗,厚厚的紫色落地窗簾遮住了外面的陽光,室溫已經被降得很低。毛澤東躺臥在大床的中央,身上從頭到腳蒙著一條白色的毛巾被。徐靜緩緩地走近床邊,從側面輕輕掀開毛巾被,仔細察看遺體的情況。

1976年9月左起華國鋒、王洪文、葉劍英、張春橋、江青、姚文元、李先念向毛澤東遺體告別


這是徐靜一生中如此近距離地見到日夜想念的毛澤東,心情之激動可想而知。但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她: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,理智必須戰勝情感。現在自己面對的是領袖的遺體,稍有疏忽,就會給日后工作帶來不可彌補和逆轉的損失。此刻,最需要的是鎮靜、細心和大膽。她粗略計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,仔細觀察著皮膚有無損傷、褥瘡等,輕輕地觸摸了皮膚的彈性,輕輕活動一下關節,并一一牢記在心中。


徐靜順便還看了一下毛澤東的居室,尋找著適合實施遺體防腐處理的房間。看后,認為衛生間條件還算好:既寬敞,又有上下水,只需經過嚴格消毒,即可在此進行遺體保護的第一步處理。


在返回醫科院的路上,劉湘屏在車里悄悄地問徐靜:“小徐,你真的一點不怕?”徐靜沒有回答,腦子里唯一考慮的是如何完成中央賦予的特殊任務。


返回醫科院院部后,劉湘屏與楊純研究后確定,遺體保護的第一步處理就由徐靜負責,張炳常和陳克銓同志參加,組成三人小組。此時,張炳常教授還在平谷縣參加巡回醫療和教學改革。


趁張炳常還未趕回的空隙,徐靜前去拜訪了她的老主任─—全國著名解剖學家張鑒教授,想從他那里了解一些孫中山遺體的處理情況,之后又拜訪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。由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尚處于保密階段,所以徐靜只能拐彎抹角地向他們討教,搞得這兩位專家也十分不解:這個徐靜,怎么一大早會問起這些問題?


小組成員之一的陳克銓年僅三十八歲,也是形態教研室的副主任,是新成立的三人小組中最年輕的一個。得到通知后,他用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,備齊了必要的藥品、器械,其中有些物品還是臨時借來的。他仔細篩選,核對標簽,清點數量,謹防出現差錯。


9月9日9時左右,張炳常也從平谷風塵仆仆地趕了回來。離家數月的他顧不上回家,便直奔醫科院院部而來。張炳常是1948年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的才子。他一到,即根據多年的專業經驗,提出了自己的意見,經過商議,被確定為實施方案。

群眾瞻仰毛澤東遺體

還不到10點,徐靜、張炳常、陳克銓攜帶藥品、器械等已提前趕到中南海。


華國鋒、張春橋、姚文元、陳錫聯等正在這里召開政治局會議,三位醫學專家從未有見過這種場面,略感有些緊張。


汪東興讓徐靜談一談遺體保護的方案。徐靜向在座的中央領導同志做了詳細的匯報,講述了方案的依據、效果和實施的方法。


政治局委員們聽后,又就遺體保存的有關問題,進行了認真的詢問:列寧遺體是怎么保存的?孫中山的遺體為什么沒有保存下來?1972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女尸為什么能保存兩千多年?世界上除了列寧、胡志明,還有哪一位領袖的遺體保存下來了?


徐靜等人根據平時對于這些問題的了解,分別做了扼要的回答……


徐靜在蘇讀研究生期間,對列寧的遺體保存稍有一點耳聞:列寧逝世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,由于當時科學還不夠發達,開始竟沒有人敢承擔保存列寧遺體的任務。直到過了幾天,哈爾科夫一位教授才鼓足勇氣,將任務承擔了下來。據說,對列寧遺體進行防腐處理,還不是一次完成的,防腐和陵墓建設也是逐年完成。


孫中山的遺體,聽老協和醫院的專家們說過,是由于臉上長霉菌而無法保存下去了。張炳常曾參加過馬王堆尸體的考查,馬王堆女尸兩千多年保存完好,主要是在地下深埋,多層厚厚的棺和槨密封,形成了避光、避氧、低溫的自然條件,這些條件對尸體長期保存很有利。世界上除了列寧和胡志明外,還有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(曾長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主席)的遺體被長期保存下來了。他們的保存方法如何?都是各自國家的機密,我們知之甚少。


最后,張春橋站起身來,背著手,在兩個沙發之間走來走去,拿出一種“軍師”的架式,不是提問,而是質問。


張春橋指著徐靜的鼻子問:“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?”這時徐靜已經顧不得緊張了,她鎮定下來,做了實事求是的回答:“我們三人都是醫學院的解剖學和組織學的教師,為了研究和教學的目的保存尸體和標本,少則幾十年,多則上百年的尸體標本都有,只求不腐爛,而皮膚顏色、面容、體態都不重視,這種保存我們是有把握的,經驗也是豐富的。但主席遺體的保存大不相同了,不但不能腐爛,還要栩栩如生,要讓人民群眾瞻仰,這我們沒有做過,也未敢想過。我們只能努力去探索。”


華國鋒聽完情況匯報后,說:“政治局剛剛開過會,為了緬懷毛主席的豐功偉績,要長期保護好毛主席的遺體,世世代代讓人民群眾瞻仰。這是一項光榮而又艱巨的政治任務,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。這是黨和人民對你們的重托。你們完成好這項任務,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。”


汪東興也說:“這是一件莊嚴的政治任務,你們一定要完成好,政治局和全國人民感謝你們。你們要考慮長期保存。現在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,你們一定要有志氣、有雄心,把毛主席的遺體保護得比列寧的還要好。”


最后,華國鋒拍板說道:“就按你們的方案辦。”


人們擔心“如果遺體保護不好,我們就會成為千古罪人”


遺體處理工作的時效性很強,時間的稍許延誤,都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。因此方案一經中央批準,徐靜等人便爭分奪秒地投入到實施方案之中。


華國鋒在毛主席追悼會上講話

首先是各項準備工作。他們先對毛主席臥室的衛生間進行了徹底的清潔消毒,然后配制藥品和擺放器械,并將操作臺擺放在房間的中央,便于站在四面操作。


當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時,已是中午。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,陪同他們去吃午飯。但由于仍沉痛于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中,此時他們一點食欲都沒有,有的喝了兩口湯,有的吃了兩根豆芽菜,張炳常根本就沒有動筷子。隨后,3人便急促地趕回房間,對毛主席遺體實施防腐處理。


由于工作是在主席住處進行,主席病重期間一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況,便成為他們的參謀和助手。徐靜作為負責人,默默地告誡自己,一定要鎮靜,用沉著的態度來影響大家。


他們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緊張工作,終于順地完成了全部操作。這時時鐘已指向了下午2點30分。


9月9日下午做完防腐處理直至10日深夜,幾位專家一直守候在遺體旁。他們仔細地觀察著遺體的細微變化,如皮膚顏色,皮膚的韌性和彈性,關節的活動程度,眼睛和嘴的閉合情況,甚至顏面皮膚的紋理都一條一條的數過,并為長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記錄。


這時,張炳常向徐靜提出建議:“你看要不要把北京醫學院的譚曾魯主任請來看看?”徐靜會意地點了點頭。她了解張炳常的想法:現有的三人都來自一個單位,這些經驗、措施和方案畢竟是一家之見。多一個人多一家的經驗,既可集思廣義,也好給三人“壯壯膽”。


譚曾魯,1950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,1954年曾在蘇聯列寧格勒第一醫學院攻讀解剖學研究生,獲副博士學位。現任北京醫學院解剖教研室的副主任,參加過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研究工作。


不到一個小時,譚曾魯便趕到現場。其實,譚曾魯上午9點就已經奉命趕到人民大會堂待命。只因當時工作雜亂,無人接應,這才姍姍來遲。他一趕到“202”,便以專家的眼光仔細審視,用手觸摸,作了全面細致的檢查,對遺體防腐的處理情況滿意,未提出任何異議。


9月10日上午10時左右,曾在長沙馬王堆出土西漢女尸時,研究女尸長存不腐科研項目的主要負責人─—王鵬程也趕到了北京,在人民大會堂投入了緊張的工作。


當日下午,工作人員重新量了主席遺體的尺寸,由紅都服裝廠的師傅們很快趕制出兩套中山裝,一套厚一點的深灰色,一套薄一點的淺灰色。經中央領導同志審定,給主席穿了淺灰色的那一套。理發師小周同志則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頭發,北京醫院病理科馬燕龍技師為主席做了細致的化妝整容。


當晚,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、警衛戰士和一些首長在中南海“游泳池”,向主席遺體舉行了告別儀式。整個過程中,江青始終沒有露面。后來傳“首長要來”,周圍的氣氛馬上變得嚴肅、緊張起來。約兩小時后,江青身著黑衣,面遮黑紗,出現在大家面前。她冷漠地與大家握過手,什么話也沒講,一滴眼淚也沒掉。她在主席遺體旁擺著各種姿勢,讓攝影師杜修賢為她拍了照,然后就匆匆離開了。


江青在毛澤東逝世前后的表現十分不合常理。9月2日,毛澤東病情惡化,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開始在他身邊輪流值班看護。身為主席夫人的江青,對毛主席的病情卻毫不關心。她不僅不守在主席身邊,反而于9月3日乘專列跑到山西大寨攝影去了。


1976年9月5日毛澤東病情篤重,處于病危狀態。華國鋒、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非常著急,準備安排后事。晚間9點30分,中央緊急通知江青火速從大寨回京。江青卻拖拖拉拉,直拖到9月7日才回到毛澤東身邊。


遺體防腐處理工作完成后,中共中央決定,從1976年9月11日至17日,毛主席遺體要移進人民大會堂,在這里舉行群眾吊唁、瞻仰活動。

9月11日凌晨3點20分,毛主席的靈車來了。華國鋒、汪東興等護送毛主席遺體走出中南海,來到人民大會堂。毛主席遺體被放在寬大的平擔架上,由警衛戰士抬著,緩緩走進人民大會堂北大廳。遺體在北大廳放定,專家們細心測定周圍的溫度、光照等。防腐小組的四位同志,也隨著遺體轉移到人民大會堂。


9月11日上午10時許,吊唁活動正式開始。

1976年9月11日北京針織總廠工人瞻仰毛主席遺容時放聲慟哭

吊唁的第一天,由于臨時使用的棺罩還未做好,主席遺體是敞放的。按照專家的要求,啟動了大廳內全部的風冷設備。盡管室溫已降到了十五度以下,廳內的人穿著大衣還覺得冷,但對保護遺體來說,這個溫度卻遠不夠低。


室溫過低,吊唁的人尤其是體弱多病的老同志受不了;室溫高了,對遺體保護又極為不利。這是一對矛盾。更要命的是,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個散熱體,軍樂隊又在現場演奏,銅管樂器中噴出的也是熱氣,再加上廳內的燈光熱量,到最后恐怕連十五度也保持不住。


“不行,這樣下去不行!”徐靜等人急了。中央毛主席遺體保護領導小組的同志聽了他們的意見后,立即決定撤去樂隊,改為播放哀樂錄音;控制廳內燈光總量,除了保留遺體頂上的那盞大燈外,其他的燈盡量少開。


在人民大會堂吊唁期間,華國鋒曾在大會堂福建廳多次召開會議,直接聽取遺體保護情況的匯報。負責遺體保護的徐靜參加了所有的會議

徐靜回憶說:第二次會議,氣氛就緊張起來,當我提到大廳內溫度降不下來,不利于遺體保護,必須采取堅決措施時,話還未說完,張春橋、江青就出開了餿主意,要停止瞻仰、吊唁活動,改用照片代替遺體告別,等等。不知他們安著什么心?如果采取這種辦法,勢必在國內外造成不良影響,顯然是不可取的。接著,谷牧、顧明等同志介紹了將進一步采取降溫的措施,會議氣氛才緩和一些。

事后,谷牧副總理也說過這么一段話:“當時,‘四人幫’破壞得很利害,他們不時地出難題,制造障礙,要是遺體真的保護不好,他們是要興師問罪的。其實,興師問罪倒是小事,如果搞不好,我們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?”

當時,我的思想壓力是很大的。如果這件事情辦不好,或者在哪個環節上出了差錯,讓“四人幫”抓住,我豈不首先成了罪人。這且不說,當時參加遺體保護工作的,大部分是“文革”期間被打倒或靠邊站的領導同志和專家權威,又將會株連他們,再次被打倒!而且當時把持衛生口的那位劉湘屏部長,特別愛制造緊張空氣。她本人是外行,工作全靠黃樹則副部長和吳階平副院長,卻經常當眾訓斥黃樹則。有一天早晨,她匆匆來到人民大會堂,氣喘吁吁地說:“我們的遺體保護技術,外邊全知道了。你們說說是誰泄密了?不然的話,就是工業口那些‘小修們’!”又有一天,她又突然征求大家意見說:“我們這個隊伍老的太多,是否摻摻沙子?可否考慮把上海×××赤腳醫生請來。”在場的同志無人理睬她。


現在的年輕人恐怕都看不懂這段文字。所謂的“小修們”,是“四人幫”一伙看著誰都不如他們革命,都是修正主義分子。而“赤腳醫生”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在農村推行的醫療制度,試想,遺體保護這樣高難度的技術問題,農村的“赤腳醫生”也能夠干得了?然而在“文革”期間,這種用工農兵“摻沙子”的事情卻司空見慣,并且被認為是最革命的事情。


此時,徐靜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著有機玻璃棺罩的送來。


就在9月9日下午,谷牧同志緊急召見了北京市計委副主任韓伯平、石油化工部副部長陶濤等同志,研究、解決關于制造能夠降溫、隔氧的有機玻璃棺罩的緊急任務。


韓伯平同志后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:在人民大會堂群眾瞻仰遺容期間,交給我們的任務有三條:


一是要做一個玻璃棺,把遺體放在棺內,既能瞻仰遺容,又能保護遺體。時間急(只有一天時間),無準備,只好找現成的,首先想到的是蘇聯1925年送給孫中山先生的水晶棺。我們立即趕到碧云寺,打開一看,由于種種原因不能使用。制造玻璃棺,時間來不及,又不安全。因此,確定做一個有機玻璃棺,但北京只有一個小廠生產有機玻璃板,最長的板只有1.6米,需要2.2米長。北京有機玻璃廠的全體職工,眼含熱淚,日以繼夜,邊試驗、邊粘接,把短板粘接成2.2米的長板。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,只用十幾個小時有機玻璃棺就粘合成功。11日,工廠職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會堂北大廳,把偉大領袖遺體安放在棺內,使棺內成為一個“小環境”。

技術人員集中組裝水晶棺

二是要隔氧。北京氧氣廠和化工系統對棺內進行了充惰性氣體的工作,使棺內的含氧量降到遺體保護要求以下。


三是降溫。這是保護好遺體的重要條件之一。谷牧同志請來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溫專家和北京市冷凍機廠、醫療器械廠等各廠的領導、技術人員和老工人,采用了液體介質、氣體介質降溫,有明顯的效果,但不穩定;北京市計委的謝飄同志和半導體專家們,又做出了半導體制冷降溫的設備,綜合降溫,使棺內的溫度穩定在七度到八度,夜里可以降到六度。當時我們心臟的跳動是隨著棺內溫度計的升降而變化的。這絕不是夸大其詞,當時“四人幫”正在猖狂地進行反革命奪權活動,遺體保護得如何也是他們發難的借口之一。當時谷牧同志講過,如果遺體保護不好,我們就會成為千古罪人。


當時的石油化工部副部長陶濤同志也回憶說:


那天中午吃了幾口飯,我驅車到國家計委找袁寶華,走進他的辦公室,谷牧同志也在。袁寶華神情嚴肅地對我說:“現在要想盡一切辦法把毛主席的遺體保護起來,讓各界人士瞻仰。我們商定制作一個帶有有機玻璃罩的棺體,把主席遺體安放在里面。”我接受任務后,跑到化工部展覽設計室,同設計人員連夜趕制靈床,很快成品就拿出來了。靈床四周雕有花紋,既美觀,又大方。制作有機玻璃罩需要大塊板材,現成的板材均不夠尺寸。我又馬不停蹄地趕到東郊專門生產有機玻璃的工廠,請他們協助。廠里的干部、工人同志加班加點,以驚人的速度連夜趕制出來。我早年是學化工的,隨即想到醫務人員提出的將主席遺體放到有機玻璃罩內,保持低溫無氧氣環境的重要。我立刻去東郊氧氣廠,請求廠家提供高純度氮氣。上述設備全部于9月11日凌晨準備完畢。科研人員還在靈床底座安插了膠皮管,讓氮氣緩緩輸入棺內,既保證了棺體的溫度,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點。


9月11日午夜,毛主席遺體被放入有機玻璃棺中,專家們所擔心的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。成千上萬的人們,黨和國家領導人,各界代表,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,在悲壯的哀樂聲中,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體前肅立、默哀,緩緩走過偉人身邊。


9月12日起,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的張任恩、劉國詮、丁向東等同志來到人民大會堂,負責監測棺內的氣體,預報遺體有無腐敗物質產生,遺體的防腐是否徹底等,每天都有報表,及時向遺體保護專家們提供可靠的數據。監測結果表明:棺內條件完全符合遺體保護的要求。


毛主席吊唁儀式的第二天,黨和國家領導人繼續參加吊唁和守靈。中間休息的時候,葉劍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廳,他一見到汪東興就說:“一方面我來看看你,一方面來聽聽你對形勢的看法。”又說:“自9月9日以來,你是日夜操勞,沒有很好地休息過,可不能把身體搞垮喲!很多事情還等著我們去做呢!”


汪東興對葉劍英說:“事情的確多得很,瞻仰毛主席遺容還在進行。全國要求來京參加吊唁治喪的人民的來信來電像雪片一樣。追悼大會正在抓緊準備。遺體保護問題專家們正在研究。去越南取經的專家尚未回來,預計遺體保存的問題可以解決,請葉帥放心。”


9月13日,黨中央成立了以華國鋒為組長的“毛主席遺體保護領導小組”。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,辦公室是領導小組的執行機構,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擔任辦公室主任。它是一個總攬全局的具有權威性的辦事機構,凡屬有關毛主席遺體保護和紀念堂建設的決策性意見,都從這里產生;一切組織措施和工作落實的“命令”,都從這里發出。


辦公室的辦公地點設在北京市西城區西黃城根南街9號。鑒于當時凡屬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務都須高度保密,為對外聯系方便,辦公室對外名稱叫“國務院第九辦公室”,簡稱“九辦”。實際上國務院并沒有第七、第八辦公室,之所以定為“九辦”,可能與毛澤東9月9日逝世有關。


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的第三次會議,是聽取赴越南考查小組的匯報。那是毛主席病逝后,征得越南黨和政府的同意,我國派出了以北京醫院院長林均才為團長的六人代表團,赴越了解和學習胡志明遺體的保存情況。林均才同志在抗法戰爭時期,曾經聘任過我國駐越南的衛生顧問。不巧,他們未能看見胡志明的遺體。雖然據越方解釋說,是因為正在一年一度的大修整而不能參觀,但是聯系到當時越南黨和政府的親蘇反華態度,其背后的原因可想而知。


吊唁活動持續到9月17日,首都先后有三十多萬工人、農民、人民解放軍指戰員、各族各界群眾和黨政機關干部來到人民大會堂,吊唁偉大領袖,瞻仰遺容,寄托自己的哀思。


1977年8月,毛主席紀念堂已經落成,水晶棺也移入瞻仰廳,在各種專用設備的試運行均已達到滿意效果后,中共中央決定將把毛主席遺體移入紀念堂。這是全黨、全軍、全國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時刻。對于如此重大的舉動,必須準備相應的一套萬全措施。

1977年8月18日,組裝調試好的石英玻璃水晶棺進入毛主席紀念堂。


領導和專家們經過慎重研究,確定了萬無一失的轉移方案。谷牧、顧明于1977年8月16日向中央寫了正式報告,提出“要抓緊抓細,一絲不茍,確保安全,做到萬無一失”。


而在此之前,各方面的準備工作都在緊張地進行著。


以生產“解放牌”卡車和“紅旗牌”轎車而聞名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,已用半年時間,把一輛紅旗牌轎車改裝成遺體運輸車。遺體運輸車車身為黑色,長6.08米,寬2.99米,高1.65米。根據保溫要求,車內分前后兩室:后室裝有制冷設備,用來安放金屬棺;前室可乘坐三到四人,裝有溫控裝置。

1977年8月20日凌晨將毛主席水晶棺抬入運載毛主席遺體的解放牌卡車


中央警衛局毛維忠副局長親自帶領中央警衛團的司機察勘運輸路線。司機在這條路線上也經過了反復演練,對于整個路線,包括它的每一個轉彎處,乃至馬路上每一處不平的地方,都摸得一清二楚。


整個遺體轉移工作,由黃樹則、林均才、吳階平、李志綏、徐靜、毛維忠同志負責。參加遺體轉移的還有吳蔚然、譚曾魯、陳遙良、王植南、陳克掛、張任恩、丁向東,以及中央警衛團的陳長江、王祖培等人。


1977年8月20日凌晨1時40分,運載毛主席遺體的車輛從“769”出發,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,司機聚精會神地駕駛著車輛,穿過每一處不平的路面,平穩地駛向毛主席紀念堂。整個轉移工作,進行得非常順利。


毛主席遺體移進紀念堂后,經過短暫的適應性處理,于當天上午11時升入瞻仰廳水晶棺瞻仰的位置。


從此,大本營設在二里溝新疆駐京辦事處的衛生保護組,勝利完成了其歷史使命。幾十名專家奮戰一年的努力,終于如愿以償地得到實現─—毛主席遺體安臥在晶瑩剔透的水晶棺中,讓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地永遠瞻仰。而黨和人民也將永遠銘記住他們的功勛。


毛主席紀念堂組建管理機構時,正式設立了衛生保護室。這是直接從事遺體保護工作的專門機構。雖然衛生保護室的行政管理屬紀念堂管理局,但它所從事的遺體保護任務,卻直接向中央領導小組負責。


這個室的工作人員由遺體保護專家和衛生技術人員組成。已是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副局長的徐靜兼任該室主任,張任恩、張炳常、譚曾魯教授均為副主任,該室工作人員則有陳克銓、孟洪德、劉國詮、丁向東、江煥波、魏建議、吳全生、張連業、張華等。


徐靜博士自從領受毛主席遺體保護任務后,便把自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,全部的愛和絕對的忠誠,都投入到了這一神圣使命之中。她先后擔任過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副局長、局長共十六年。直到1993年5月,身為全國人大常委的徐靜雖然從局長位置上退了下來,但仍然擔任著紀念堂管理局的特邀顧問。用她本人的話說:她是毛主席紀念堂的人,她的心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紀念堂,離不開毛主席遺體的保護工作。


而紀念堂衛生保護室的所有同志也都像徐靜一樣,一干就是十幾年,在這個神圣的崗位上,默默無聞地為黨和人民做出了無私的奉獻。


遺體保護的要求是極其嚴格的,不允許半點疏忽和失誤。當時負責毛主席遺體保護工作和紀念堂建設工程的谷牧同志,曾對他們講過:


遺體保護是核心,前線在這里,必須要做好。這個任務不同尋常。如果說我們搞建筑工程,搞不好無非是多作幾個方案。多畫幾張圖紙,大不了推倒了重來,而毛主席的遺體保護卻不能這樣,保護不好是挽回不了的,是不能“推倒重來”的。一旦出現問題,我們蓋那么大的紀念堂還有什么用?!


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,衛生保護室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們,在日常保護工作中都是慎之又慎。為此,他們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。每項措施都研究得極為詳盡,每個環節都考慮得非常周到。對于應用到遺體保護上的措施,他們規定了“三不用”,即:未經科學實驗不用,不是確有把握不用,未經領導批準不用。他們就是憑著這種高度負責的態度和科學求實的精神,做到了“一絲不茍,萬無一失”。


1983年12月,在毛主席誕辰九十周年前夕,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局長徐靜博士向記者發表談話,首次對外披露:毛主席遺體保存情況良好,已處于完全穩定狀態。她還表示,一定不辜負黨的信任、人民的重托,會以高度負責的精神,萬無一失地保護好毛主席遺體,管理好紀念堂,并且歡迎廣大人民群眾前來瞻仰參觀。

來源:人民網、西陸網、騰訊視頻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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