恰同學少年

常州新周刊2020-11-15 11:05:36

1962年夏天,我由常州市馬園巷小學畢業考入了常州市一中。


這年八月末的一天,我與同學一起去市一中報到注冊。走在校園里的林蔭小道上,知了聲此起彼伏,不遠處有幾幢青灰色的磚瓦小樓,掩映在花木叢中。外操場還有四百米的規范跑道。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里。



校長送來枇杷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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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當時市一中每個年級都有六個班,每班五十個學生,很規范。那些年中蘇關系緊張,所以六個班中,三個班被安排學俄語,另三個班學英語。我運氣還算好,被安排在一(3)班學英語。那時學俄語有個很大的麻煩,因為代數里有ABCD,所以學俄語的同學還得專門特意去學英文字母,而我們英語班就沒這個必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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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的環境很好。每幢教學樓前種的綠植,居然是玫瑰。每到春末夏初,玫瑰盛開,一下課,我們便會站在香艷撲鼻的玫瑰前駐足欣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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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末夏初還是枇杷收獲的季節,校園里的幾棵枇杷樹上掛滿了橙黃色的果實。初一下學期六一兒童節前,我們收到了以馬廉泉校長的名義、由工友送來的一大盆枇杷果。大家無比欣喜,在課余時間把它吃了個精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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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外操場旁,還有一條“關刀河”,周邊居民在那里淘米、洗菜、洗衣,與學校師生和諧相處。外操場的后面還有一座小山崗,綠樹婆娑,午飯后會有學生在那里看書、讀外語。小山崗外面的有一條路直通東坡公園(那時叫東郊公園)。有一次,學校舉行冬季越野跑,就是從這里開始,一直跑到東坡公園,再折回學校。那時覺得這真是一條不算短的路程,是對我們體力的一次考驗。


圣約翰大學畢業的老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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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我們語文的是一位年輕的上海籍老師,叫陳木生。他上課非常投入,經常有聲有色地給我們朗讀課文。他的認真模樣常會引起我們在下面竊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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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批改作文也非常認真細致。有一次作文是用白話文改寫《賣炭翁》。我的這篇作文被作為范文,在課堂上被他朗讀評點,并大加贊揚,使我的自信心大為提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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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二時我們的英語老師,是一位中年男教師,高個子戴金絲眼鏡的陸國瑛老師。陸老師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。聽說他先是在外交部工作過,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,回到老家常州當了老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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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上課有個特點,一上來先說一段嘰哩哇啦的口語,然后隨意叫一個同學站起來翻譯。我很害怕他這個過程。好在陸老師輕易不叫我們女生回答,而是常讓英語好的幾個男同學來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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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過后,陸老師才開始講新課。他講的是美式英語,因為圣約翰大學是美國創辦的。我后來才知道,林語堂也是這所大學的畢業生,與我們這位陸老師竟是校友。周有光先生也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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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老師不茍言笑。一上完課,他就會夾著講義馬上離開教室,我覺得他內心深處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,使他變得壓抑和沉悶。我每次課后收完作業本交到辦公室時,他總是點頭示意,我放下本子后也隨即離開,基本上沒有什么交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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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僅有一次,那時班里成立了幾個課外興趣小組,我因為比較喜歡中國文學,就參加了語文興趣小組,而沒有參加英語課外興趣小組。陸老師知道后,可能對我的選擇不解,就隨口問了我一下。我在他面前遲遲疑疑,但最終還是如實回答了。陸老師沉默了,沒有再說一句話直到我離開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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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老師在講課之余,會給我們介紹西方人的一些生活方式,如西方人吃的牛奶、面包、黃油,還有小汽車叫的士,大汽車叫巴士之類。這本屬正常,但在后來的“文革”中,卻成了陸老師的罪行。有些不明事理的學生貼大字報揭發他的“罪行”,說他宣傳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,崇洋媚外……再加上他以前的右派帽子,在“文革”初期他就受到了強烈的沖擊。后來,這位頭發已花白、一米八幾的高個子老師,終于抗不過精神上的打擊,選擇以跳樓自盡的方式結束了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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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我們地理的是朱老師,他在文革后被第一批升為特級教師。朱老師從不捧著書本叫我們讀啊背啊,而是自有一套個性化教學方法。譬如他會繪一張全國地圖,上面各省區的界限、河流、山脈都劃分得很清楚,卻沒寫一個文字。朱老師把它們油印成卷子發下來,讓我們填寫各省區省會地名和簡稱,給山脈、河流、湖泊注上名稱。通過幾次練習,我們大多數同學已能比較熟練地掌握這些知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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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地理知識比較難記,他就編一些俗語來幫忙。比如說到湖南省有幾條河流?他就告訴我們“箱子放在院里”(湘江、資江、沅水、澧水)。這種記憶方法,讓我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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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老師看起來就不是一個嚴肅的人,他經常會講一些笑話,有時行為舉止也很滑稽搞笑。上他的課,我們都很放松。有時候我們已經捧腹大笑,而他還是一副認真的樣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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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一位很有藝術才華的音樂美術老師,好像姓汪。汪老師戴一副眼鏡,身材也還魁偉,可惜一條腿有殘疾,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。但他富有藝術天賦,又很敬業。“五線譜”知識就是他教給我們的,他還帶著我們欣賞世界音樂瑰寶,如《藍色的多瑙河》《云雀》等。他還教會了我們全班同學悲壯地高歌岳飛的《滿江紅》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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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他最有成就的,是為學校組建了一支學生業余銅管樂隊。國慶十五周年,常州舉行盛大國慶游行,市一中銅管樂隊走在隊伍最前列。一群英姿煥發的男生,排列著整齊的方隊,吹奏著金光閃閃的銅管樂器大小號,氣派豪邁地通過南大街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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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當時上體育課,男女生是分開的,分別由男女老師帶課。我們的體育老師叫萬舜祥,瘦高個子,很精干的樣子。我后來才知道,萬老師原是芳暉女中體育老師。我們上中學那時,芳暉女中已被撤銷或改名了,萬老師被市一中挖了過來。


日本籍女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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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還記得,我們隔壁班有一個女同學是日本人,讓人難忘。她修剪著短發,額前是整齊烏黑的劉海,頭頂上束著一條粉紅色絲帶。天熱時,她常穿著白襯衣和吊帶格子裙。這一身打扮,在學生中很搶眼。我們并不在一個班,平時交往不多。在初三畢業時的篝火晚會上,她演出了日本舞蹈,好像是日本民間為慶祝豐收的打谷舞,帶給我們歡快熱烈的氣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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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時我們年紀雖小,卻也很八卦。高三有對男女同學,一個是班長、一個是團支書,兩人好上了。后來男生考上了清華,女生上了哈軍工,讓人羨慕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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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說說我們班。全班50多人,差不多一半是以前小學里的班干部。有幾個同學的成績還特別好。比如一名男同學,有幾次考試,他的五門主課居然考了三個一百分,其余兩門課也考了90多。還有位女同學,成績與他不相上下。每次報成績時,我們都被這高分驚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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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,我的文科成績出色些,理科稍微遜色。所以到了初三,我便非常用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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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三那年冬天,我常在夜里把一件舊大衣裹在腿上,然后看書做題到半夜十一二點。母親一覺醒來,看到我的燈還亮著,總會喊一句“早點睡吧”,我哼了一聲,繼續學習,直到完成預定計劃。中考前的夏夜,我更加努力。晚上沒有電扇,窗外南城河邊上都是乘涼的大人小孩,說話聲很嘈雜,電燈下還有小蟲飛來飛去。但我看書很專心,好像什么聲音也沒聽到,蚊蟲叮咬也沒太大感覺。我就這樣苦讀到中考結束,終于把數學趕了上去,不過理化還是差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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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的作文題叫《在歡送知青會上的發言稿》,作文是我強項,這類題材復習時也有準備,所以沒有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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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的一天,郵遞員把一份錄取通知書送到我手里,是南京一所很好的鐵路中專。這時,我那顆還有點懸著的心總算放下了。剩下的,便是開開心心過暑假,看電影、讀小說,準備上學的衣物。南京在向我招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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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12月,仍在市一中讀高中的大部分同學都上山下鄉去了。因為高校停招,這些同學后來也沒有一人上大學。而我也從南京的學校畢業,被分配到大西北的一個鐵路工廠工作。后來,我邊工作邊讀書,拿到了大專文憑,也回到了故鄉常州。只是不知,一中的那些同學后來還好嗎??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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